• 五年前，政府军开始关闭他们的学校与共产主义叛军的联系，成千上万的土著流浪者仍然分散在各地，被剥夺了正义。
• 今年早些时候，一组13人被绑架在安排学生从一所被准军事组织袭击的学校撤离后，他被判犯有绑架和贩卖儿童罪，但他提出了上诉。
• 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许多人回到田间和家人一起工作，而年轻女性则被父母嫁出去还债。
• 在卢马人位于该国南部的祖居地，矿工和房地产开发商等投资者正在涌入，导致土地被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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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过正常的生活，”31岁的Yana告诉Mongabay。2020年，在菲律宾政府强行关闭了该国南部土著卢马德人的学校后，教师亚娜回到了她的家乡达沃德奥罗与家人团聚。

“但是军队不断来到我家，要求我投降，或者承认他们教孩子们武装革命，”Yana说，她和所有接受采访的Lumad学生和老师一样，要求匿名以避免报复。

士兵们之所以关注亚娜，是因为2018年11月的一次事件，当时她帮助其他教师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从北达沃省塔拉奈德市的校园疏散了大约50名卢马德学生。据教师们说，当天早些时候，准军事组织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离开校园，就会伤害留在校园里的学生和教师。

当士兵们不探望亚娜的时候，他们就去找她的父亲，恐吓他提供颠覆活动的信息。她的母亲于2019年去世；亚娜说，这是持续骚扰带来的压力造成的。她说，她担心如果军事压力升级，她的父亲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自塔拉奈德撤离以来，雅娜和其他12人被控绑架、贩卖儿童和虐待儿童。被称为“Talaingod 13”的被告包括反对派女议员卡斯特罗（France Castro）和前国会议员奥坎波（Satur Ocampo），他们当时在现场协助疏散学生。经过六年的审判，Yana说，当她在7月15日得知法院认定该组织犯有虐待儿童罪时，她泪流满面。

这13人已经对判决提出上诉，目前都在保释中。该组织的律师之一雷切尔·帕斯托尔斯（Rachel Pastores）说，由于判决不是最终的，他们保留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包括卡斯特罗，她仍在国会任职。

随着土著学校的关闭，卢马德教师和年轻人说，来自军方和准军事部队联盟的袭击加剧了，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撤退到相对安全的马尼拉。

“我来马尼拉是因为我在国内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Yana说。

士兵们盯上了Yana，因为2018年11月的一次事件中，她帮助其他教师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从校园疏散了大约50名Lumad学生。图片由Michael Beltran提供。

教育部分的不平等

除了寻求安全之外，卢马德的学生和教师正在争取支持，以便重新开学，既提供教育，又提供庇护所。

支持土著教育的民间社会联盟“拯救我们的学校网络”（SOS）上个月敦促政府撤销对Talaingod 13人的指控。它还敦促“立即撤销对他们的错误定罪，重新开放卢马德学校，并加强对冲突地区儿童的保护。”

菲律宾棉兰老岛地区以其大量的土著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而闻名，其不平等现象尤为突出，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11%的棉兰老岛土著居民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报告显示，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3年，比非少数族裔学生少3.8年。

从1980年代起，各种基金会开办的卢马德学校在棉兰老岛各地发展起来，向土著居民提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免费教育。除了识字和数学等传统课程外，他们的课程还强调了当地遗产和环境保护。校园遍地开花，在整个地区达到215所，其中包括Talaingod学校在内的54所学校由Salugpongan Ta’tanu Igkanogon社区学习中心公司（STTICLCI）管理。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将这些学校称为共产主义新人民军（NPA）游击队的训练中心，这是一个武装分裂组织，在棉兰老岛的部分地区仍然活跃。2016年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当选总统后，这些指控升级。2017年7月，杜特尔特公布了他的最后通牒：“我现在会告诉原住民离开那些地区。我要炸了他们。”

杜特尔特家族本身来自棉兰老岛地区，在那里拥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在过去的36年里，杜特尔特或他的一个孩子有32年担任该地区最大城市达沃市的市长。

从2016年到2024年，人权组织记录了至少12名卢马人被军方和准军事部队杀害，其中包括学生和教师。受害者之一是安吉尔·里瓦斯，一个12岁的男孩。

在杜特尔特任期内，国家人权组织Karapatan统计了国家支持的对菲律宾土著的袭击，包括102起杀戮，69起绑架，1173起非法逮捕，以及19,859名威胁和骚扰受害者。

今年以来，前总统的女儿、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一直在与卡斯特罗发生长篇大论的争吵，因为后者揭露了前总统办公室的腐败指控。杜特尔特公开指责卡斯特罗是“绑架者”，指的是塔莱戈德案，而这位议员则表示，这个标签是“虚假信息”和“恐怖分子标签”。

最近，在12月10日，杜特尔特的盟友突然向卡斯特罗提出道德投诉，试图将她赶出国会。

该诉讼是由以色列托雷昂（Israelito Torreon）代表的几个土著团体提起的。托雷昂是一名有争议的律师，他自己也面临煽动罪指控，因为他为杜特尔特的私人朋友阿波罗牧师（Apollo Quiboloy）辩护，后者面临性交易指控。

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闻名、由杜特尔特在塔莱奈德事件后成立的“结束地方共产党武装冲突国家特别工作组”（NTF-ELCAC）支持这一申诉。

托雷翁表示，尽管卡斯特罗仍在上诉，但法院对塔莱奈德一案的裁决推动了他的申诉。托雷翁说：“如果经过适当的程序，发现她在行政上有罪，那么适当的惩罚，如停职，或者如果没有，将被驱逐出众议院。”

卡斯特罗称此举是“毫无根据的骚扰诉讼”。

与此同时，数十名土著居民和维权人士在首都无限期地避难，准备出庭，同时躲避困扰他们的威胁。他们的担忧并非始于塔莱戈德，但正是在那里，情况变得更糟。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流离失所的土著学生为自己制作手工口罩 使用和捐赠。图片由拯救学校网络提供

Talaingod的麻烦

现年23岁的吉卡是2018年从Talaingod Lumad学校撤离的学生之一。

“他们（被告）帮助了我们。我们不是被迫加入他们的。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第二父母。他们是当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时照顾我们的人，”吉卡在10月份的声援集会上用菲律宾语说道，这次集会是在对塔莱戈德13人的裁决之后举行的。她批评这些指控是恶意的。

吉卡回忆说，在她开始在Talaingod学习两周后，以暗杀部落首领闻名的准军事组织来到学校，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立即离开，就会处决教职员工。

到下午6点，24名教师和50多名学生在泥泞中跋涉，走向高速公路。

吉卡含泪向蒙加贝讲述了这件事：“天很黑，路很滑。我们没有手电筒。走了三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军事检查站，士兵们再次威胁我们。但后来教堂的人、倡导者和学校管理人员都来了。”

作为人道主义救援队的一部分，议员卡斯特罗和奥坎波与牧师一起乘坐紧急车辆抵达。然而，吉卡说：“一旦我们离开，我们的轮胎就被放在路上的钉子打爆了。然后我们听到有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又喊又哭。我们都吓坏了。”

警方拘留了这两名成年人，并在不久之后提出了指控，而孩子们则被送往一家国家福利收容所。法院的诉讼和政府与土著学校之间的口水战随之而来。

菲律宾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指责卡斯特罗、奥坎波和卢马德学校与叛军有关联，并称他们“剥削卢马德儿童是真实的！”

支持军队进驻的土著人团体也感谢当局“营救”了这些孩子，并鼓励采取更多行动“拯救这些年轻的土著人”。

现年23岁的吉卡是2018年从Talaingod Lumad学校撤离的学生之一。图片由Michael Beltran提供。

据SOS网络报道，塔莱奈德事件引发了该地区未来几年的军事化，卢马德学校是“主要目标”。

到2018年12月，杜特尔特宣布成立结束地方共产党武装冲突国家工作队（NTF-ELCAC），并打算对卢马德人进行“村庄化”，使他们远离叛军营地。国会还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新人民军游击队在土著社区中的招募问题，为2021年晚些时候通过一项谴责这些学校的政府决议铺平了道路。

2019年7月，根据杜特尔特国家安全顾问的建议，教育部下令关闭55所沙卢蓬根学校。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下令关闭更多学校；到2021年，已有215所学校停止运营，1万多名学生和数百名教师流离失所。

菲律宾基督联合教会（UCCP）棉兰老岛东南主教丹·帕利特（Dan Palicte）是帮助塔莱戈德撤离的人之一。他和老师们一起被问话，但对他的指控很早就被法官驳回了。

然而，在2021年4月，反洗钱委员会（AMLC）冻结了UCCP的几个银行账户，并关闭了其在南达沃省哈兰的财产，原因是涉嫌与游击队有联系。这处房产是由帕利特监管的主教住宅，被用作卢马德青年和教师的避难所。

“说实话，我们预料到了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为土著人服务。正如我们在教堂里所说，他们是最弱小的，迷失的，最后的。而政府不喜欢这样，”Palicte告诉Mongabay。

北达沃有几个镍矿和金矿，帕利特说，投资者一直在关注这些矿。今天，没有了Lumad学校，在更大的军事存在下，Talaingod看起来完全不同了。

“有很多度假村涌现出来。来自城市的企业正在涌入。许多抢夺土地的纠纷使卢马德人失去了祖传的土地。

2023年，Talaingod市旅游局发起了“从恐怖主义到旅游”活动，以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

Lumad学生以“ba”的形式上课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在马尼拉流离失所的菲律宾大学校园的一个储藏室里。图片由拯救学校网络提供。

“我的未来被夺走了”

学校关闭后，许多年轻人失去了接受任何教育的机会。帕利特和亚娜看到许多以前的学生和他们的亲戚一起回到田间工作，而年轻女性则进入包办婚姻。

“我失去了学业，所以我的父母强迫我结婚。我的未来被夺走了。我想成为一名教师，”吉卡说，她现在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0岁的男人，这是她父母选择的。

她将这段婚姻描述为一种“糟糕的情况”，是一种征服她的手段。

由于上学不再是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婚姻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命题。“嫁妆是用来还债的，”吉卡说。

对Yana来说，精神压力来自于“被本应保护你的当局赶出你的社区”。

其他老师，比如里拉和她的丈夫杰夫，退休后组建家庭，过着平静的生活。2022年9月，他们和另外三人因贩卖人口罪入狱，警方指控他们将未成年人偷运到叛军营地，这让他们感到震惊。经过近一年的监禁，他们于2023年7月被无罪释放。然而，这次经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愤怒。

“他们带走我们的时候，我的孩子才6个月大。太痛苦了。我的愤怒从未真正消失，尤其是当我看到警察的时候。就像我的思绪去了一个我从未知道的地方，”里拉告诉Mongabay。

与此同时，雅娜在马尼拉期间寻求心理社会干预。“我被连根拔起。即使是现在，我也必须小心，因为有安全威胁。我有信任问题，”她说。

吉卡、亚娜和里拉是许多不知道何时才能安全回家的流浪者之一。除了赢得上诉之外，他们还说重新开放卢玛德学校是他们获得更美好未来的最好机会。

进步团体也响应了这一要求；本月，卡斯特罗在国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要求对关闭流浪者学校进行调查。

“我们教育卢马德儿童成为‘环境的管家’。“土地是他们的生命，不是用来赚钱的东西。它是神圣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剩下的是土地，”Yana说，她还希望再次见证学生们在下地之前先学会读写。

横幅图片:在1999年被赶进难民营2015年，菲律宾军队和叛乱组织在棉兰老岛发生冲突，一个小女孩从铁丝网后面向外张望。图片由Phil Warren通过Flickr提供（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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